陈乐民是我国著名的国际政治与欧洲问题专家，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欧洲学会会长，出版过多部著作及作品和随笔文集。

　　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陈乐民系列作品9种，是对作者的文章和专著进行的重新整理。整套书根据内容及写作思路，对以往零散的单本书进行了梳理和整合。“这次出版的陈乐民作品集比以往的版本，更清晰地呈现出作者的思想面向和演变脉络。可以说，这是对这位现代中国学人的学术成果及思想的全面展示。”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无论是就作者跨界研究所涉及的思想文化内容，还是作为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记录，《在中西之间》这一套书都是一次难得的汇集。他留下的那些有学术分量、可以传世的遗稿，提出了“欧洲观念”，并作了自己的诠释，使他成为我国“欧洲学”成绩斐然的先行者。

　　陈乐民的学术研究和他的人生，与其工作经历密不可分。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陈乐民就和欧洲打交道，整整半个世纪。80年代陈乐民完成了他的第一本专著——《探究二战以后的西欧国际关系》，在当时开拓了一个全新领域。李昕说：“虽然陈乐民是从国际关系入手，但是他总强调：‘文明的问题不能够与具体的、现实的利益纠葛、混淆在一起。国家关系如何，归根到底取决于政治和经济权利。但是这并不妨碍文明的沟通，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由此，陈乐民开始特别关注欧洲观念的统一问题。“他在谈欧洲问题的时候不是就欧洲谈欧洲，也不是把欧洲的一个特定时期与中国的某一特定时期作简单、机械的比较，而是心里面老是放着一个中国。”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冯绍雷说：“陈乐民既是从事国际问题研究的专家，但同时又从事大量的跨界研究。对历史、文明、文化的研究，他不光开先河，而且留下的东西最影响后人，他是这样一种两股潮流汇合的代表性人物。”

　　陈乐民关于中西的研究又是有温度的，读者能够感受到他的思想血脉流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王逸舟说：“陈乐民的作品，就像陈年老酒。时间越长，你对他能感受到的那种指向未来的价值体会就越深刻。狭义上就国际问题研究而言，陈乐民的作品，包括《在中西之间》，有很多是我们今人包括现在的学生，特别需要去思考和借鉴的。”从陈乐民的作品及其平常的言谈当中，王逸舟觉察到了陈乐民对于中西之别有很多精彩的又不同于时下的一些看法。“我记得陈乐民有一次开玩笑说，任何时候麦当劳、肯德基都是无法取代淮扬菜的美味的。显然，陈乐民对字、画，以及中国的古文和思想传统，都有着自己的热爱和品位。”

　　和很多新儒家不同，陈乐民特别反对把中国所谓的国学或者现在所说的新儒家，看成和西方完全对立或者能够简单取代的东西。陈乐民强调中西实际上是相通的，中西之“别”很多时候是人为的，既要看到中学的优秀、独到，又要看到中西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可沟通性。“陈乐民是非常温润的，但他又非常冷静地看待中西之别，我觉得陈乐民的作品这一点是特别了不起的。”王逸舟如此评价。

　　“看陈乐民的作品，包括他研究撒切尔、研究欧洲政治和研究欧洲近代以来拓展过程的作品，你会发现他关于国际问题、欧洲问题的研究范式跟我们现在很多狭义上的对策研究、战略研究非常不一样。”王逸舟说，“他的作品，就是一杆秤。在你研究国家战略、国家利益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时候，能教你保持一种温润的态度。”

　　陈乐民曾经讲过，他的后半生，大半用在所谓“做学问”上。虽然已病废老朽十多年了，然而所可自慰者，尚能扬鞭奋蹄，始终没有停下笔、放下书。做的什么“学问”？一言而蔽之，“站在东方看西方”，以求看明白我们自己的历史，看“别人”以反观自身。至此，陈乐民经过几十年的反复思考，弄明白了一个简而明的道理：我挚爱的祖国多么需要一种彻底的启蒙精神。

　　谈到启蒙，晚年与陈乐民以书会友的朱尚同概括说：“乐民先生毕其一生不停步地在求索——自我启蒙。” 按陈乐民女儿陈丰的话说，其“晚年胸中一半装着欧洲启蒙思想，一半是中国文化的诗情画意；一边是欧洲的理，是理性，也是理念，另一边是中国文化的情，是情趣，也是性情”。

　　“从其做人到著书，陈乐民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所谓超凡，是说他可以用全球的眼光、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他讲到文明的起源来自于欧洲，特别是来自于英国，然后到美国。而中国要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首先要进行自我启蒙之后到民族启蒙，于是才能形成真正的现代化国家制度，并完成现代化国家转型的重任。” 博源基金会总干事何迪说，读了陈乐民的书，我觉得首先超凡的是他能够从世界看中国，或者从西方看东方，然后再以非常深厚的中国情怀去消化西方的文明。（本报记者 刘 彬）

　　《在中西之间：自述与回忆》 陈乐民著 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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