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说的历史学和历史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历史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历史学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事情告诉、传达给别人，是传达一种知识。把这种知识传达给别人，不是指历史上所发生的具体的事情，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可是我们在日常用语里边时常把这两个东西弄混了，结果有的时候说历史怎么样，其实是指历史学，可是我们就把它当作了历史。
历史是指过去发生的事情，只有过去发生事情的一部分流传下来了，这一部分，我们怎么知道它，这就是历史学。历史学是指对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知识及研究。一开头，我们就应该严格地划分历史与历史学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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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先生，摄于2007年8月
我们从历史的研究中获得的知识，亦即历史学，是可以传播的。可是历史本身它不能够传播，它不能够把自身告诉别人，这件事情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不会告诉别人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至于弄清楚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是历史学的任务。历史学的任务由谁来承担呢？就由历史学家来承担，他们把所知道的事情记录下来，传达给别人。
我们做研究的时候，应该分清楚：我们是在研究历史，还是在研究历史学。这是两个不同性质、不同范畴的东西。但我们却时常弄混，结果就造成一些混乱。
我们时常说历史教导我们怎么样。历史本身并不教导你什么，那是经过历史学家、经过学历史的人的头脑所得出来的结论，告诉人们应该从历史里边学习什么智慧。又比如说，人们时常说历史证明了什么，其实历史本身并不能主动证明。历史就是有过那么回事，你要是说它证明了什么，那是你从其中得到的、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那是你自己思想的产物。那不是历史本身，历史本身没有教导你这件事。19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就曾教导人们：权力引导人腐败，权力本身是腐败人的。但是，这是历史学家从历史里边抽出来的教训，历史本身并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所说的历史，就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它往往包括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指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这个是历史的事实。还有一层就是指我们从所发生的事情里边做出的判断，得出的结论。这些东西是历史学家的任务，也是学历史的人的任务。历史的教训是我们总结出来的，而不是历史本身告诉我们的。
事件本身并没有意义，意义是我们赋予它的，是我们从其中抽出来的东西。我们从其中抽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正确，就跟科学家从自然界总结出一条规律来一样，是否正确，不好轻易判断。而且，即使总结出一条有用的规律，也可能过若干时间以后，这条规律又被否定了，或者又被矮化了——这并不意味着对这个规律的否定，它依然有用，但只在某种条件下有用。打个比方，例如牛顿的运动定律，我们现在认为它还是有效的，然而只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有效，在一个惯性系统之内它有效，但如果在高速度的运动里边它就无效了。我想，我们最好时时能够警惕这一点，这样就可以避免在历史研究中犯错误。
人类的知识是不断进步的，但历史的事实只是一度，它不能够重复。我们研究一种自然现象的规律的时候，可以进行几百次、几千次研究。可是历史的事实只是一度，不会再重复。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重复，时间不同了，空间不同了，各种条件也不同了。比如说一个征服者，恺撒大帝也好，拿破仑也好，你说他们有相似的地方，可是他们两个人毕竟是不同的人，出现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在不同的场合之下。历史事件没有重复，仅仅出现一次，恺撒就是恺撒，他不是拿破仑，拿破仑就是拿破仑，他不是恺撒。至于我们从其中总结出的规律，那是我们的总结，不是它本身的重复。可是我们总结规律时，就好像这个规律是普遍适用的，到处都可以套。这一点做起来要小心，是不是都可以照样地套，这要打个问号。
最复杂的是，自然界没有思想，人类有思想。人有思想，而最麻烦的是，你不能够真正地理解他的思想。历史的主体是人，人的任何行为，特别是重要的行为，背后必然受一个思想的支配，特别是文明社会，人类越文明，思想动机越深，越起作用。构成历史的恰好就是人的思想。其他物种的行动大概都不是深思熟虑的，都是本能的。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他为什么这么做，背后的思想动机是历史里面最难把握的事情。你不可能知道别人的心里是怎么想的。白居易曾经有两句诗：“唯有人心相对间，咫尺之情不能料。”人心相对之间，离着一尺的距离，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我们很难知道，只能凭推测。所以，我们看到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怎么来探索它的因果关系，历史学家们对这个任务的完成，是非常困难的。
这跟自然科学家不同，自然科学家的对象没有思想。假如你要研究天文学，你不用了解太阳有什么思想，月亮有什么思想。自然世界没有思想，只有人类有思想。文明程度越高，思想的含量就越大，思想含量越大，你就越不容易把握。毕竟一个人不是另外一个人肚子里的蛔虫，他无法真正地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一点，就好比画龙要点睛，究竟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你恰好不知道，点不出这个睛来。历史学家在这一方面不但是心理学家，而且更重要的，他还得是一个文学家。
历史学家写一件事情的时候，里面贯穿了人的思想和感情，如果你没有摸索到人的思想感情的深处，你写出来的历史就是肤浅的。可是你如何才能摸索到别人的思想深处呢，这个事情简直是太困难了。
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他是文学家，他的文学家的一面是赤裸裸的。他经常发牢骚，这一点如果按严谨的、客观的历史学来说是不应该的，你不能把自己的感情加进去。比如司马迁写屈原传的时候，那里边大量内容都是写他自己的，都是司马迁自己在那儿发牢骚，严格讲起来，这是不符合科学规范的。但是，正因为司马迁也是满腹牢骚，他看到屈原那些事情，非常同情，禁不住就发牢骚。通过他发的那些牢骚，使我们间接地能够推测一下屈原的满腹牢骚。这一点是文学家的工作，不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可是恰好这一点使他完成了一个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他探索到人心的深处了。因为你只有探索到人心的深处，你才真正地理解历史。在这一点上来说，古代所谓文史不分是有道理的。
当然，也有些历史学家企图更深一步。比如心理史学，就是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拿来，用来研究历史，究竟这种方法能够有效到什么程度，现在还很难说。比如说研究希特勒，一个大独裁者的心态，认为希特勒在小的时候受过什么挫折，养成一种病态的心理，所以他成年后有那样的表现。当然这也许有道理。你想那种没有同情心的大独裁者，犹太人六百万人，他要全部绝灭，一般人做不到。法国心理学家勒庞，他研究群众心理，也是第一次的尝试。群众心理也很可怕。比如说红卫兵一起来，就施行酷刑，抓着所谓“阶级敌人”，就残酷迫害，坐喷气式飞机，跪在地上晒太阳，剃了光头，如果这种行为也可以算是人性的表现，那简直比动物性还不如了。老虎吃羊的时候，它是因为饥饿，并不是看见羊流血觉得那是一种享受。就此而言，历史学研究的是人性。可人性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问题真是千变万化，非常难捉摸。所以，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就在于他能够有洞见，有一个insight，他能够看到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可是，这一点并不是轻易可以做到的。
人是历史的主人，历史就是人创造的。那么，创造历史的人，一切的作为都有思想上的动机。你把这个思想上的动机抓住了，你才能够真正搔到痒处。抓住这个思想动机，一方面要求历史学家有丰富的经验、深厚的知识；另外一方面，他还得有“慧眼”，有思想的深度。没有那个思想深度不行，抓不住要害——历史上的要害。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历史学是一门特殊的学问，它实际上是研究人类心灵运动的规律。人的心灵是怎么运动的，它体现为历史。在粗浅的层次上大概比较好掌握。越到高的、比较复杂的层次上，越难掌握。比如说一个人到了最穷困的时候，吃不上，喝不上，饥寒交迫，他的心理生活接近于动物的生活；可是等到他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不愁吃，不愁喝，他的许多心理活动你就难猜测了。甚至于一个人做了皇帝，是最高的权威，他忽然要这样，忽然又要那样，大概他的心理就更难猜测了。历史学家研究这些问题，就要既是一个文学家，又是一个心理学家，要能够抓住人心里面最微妙的那些东西，而这些东西确实是最难抓住的，所以历史学总是会留下很多的疑问。这些疑问要一代一代的历史学家去解决，然而却很难有最终的答案。
历史学家应该是一个人性学家，他应该是研究人性的。从这一点上说，历史学是科学吗？它有科学的一面，但它也有不是科学的一面。从物质层次上来说，历史是服从自然规律的。比如说今年歉收，荒年，假如粮食减产了一半，那么就会有比如30%的人，或者20%的人要饿死，这个基本上由自然规律来支配。可是有些东西就不受自然规律的支配了。你看起来是一回事，可是结果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人性那些幽微的地方，现在的科学尚且研究不到，可是这些东西在历史上是最起作用的。
所以，历史的规律应该是一种特殊的规律，跟自然规律不一样。自然规律是死的，是必然的。历史的规律不是必然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多了一个因素，除了自然的因素以外，还有自由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每个人的思想有很大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决定了历史的形成。不但对个人来说决定着历史的形成，对于群体来说，也是如此。所以我时常想，历史所描绘的那条曲线，是由两个坐标组成的。一个坐标是必然的，那是物质的；一个坐标是自由的，是思想上的，这个思想上的坐标是不固定的，因而历史的形成是不固定的。所以，历史有一部分是可以预言的，但是有一部分是不能预言的。就可预言的那部分来说，历史有规律可寻；就另外一方面，自由的因素来说，历史没有规律。既然是自由，它就没有规律，就不是必然，它要是必然，就不是自由了。
可是有的人在这方面比较乐观。李白有一句诗，“天生我材必有用”，也就是说人的才干必然要发挥出来。康德的历史哲学的第一条也是这么说的，即人类的聪明才智是必然会充分地发挥出来的。意思是说大自然（他不用上帝，其实他的上帝就是大自然）赋给人的聪明才智必然会充分地发挥出来，不然它给你这聪明才智做什么。就好像给你两条腿，那就是让你能走路的。或者给你两个眼睛，就是为了要使你看得见东西的。那么大自然既然给了你那么多聪明才智，就是准备要你充分发挥出来的。
我想，他们都是乐观的。说“天生我材必有用”，你有天赋才能，最后是一定充分发挥出来的，也不见得。有的人很聪明，一辈子也没成绩。按康德的解释，充分发挥不是在一个人的身上，而是在全人类的身上。就人类全体来说，这个聪明才智最后是要充分发挥出来的。这个论点，我觉得充满了启蒙时代的乐观精神。不过这些都是形而上学的假设，你无从证明，大自然是否确实有它的意图，要你们发挥自身的聪明才智。
所以，历史究竟应该怎么样，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一个文学家可以是个人道主义者，可是，我们知道，也有些文学家或者哲学家讴歌战争。像尼采，他就讴歌战争，战争怎么样使人伟大，激发人的心灵，他只判断这一面。所以，历史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它涉及很多道德或者伦理方面的判断，而这些判断应该怎样纳入科学的轨道，却是需要继续探讨的。19世纪的实证主义者说，历史学就是科学，不多也不少。其实在我们今天看起来，历史学自有科学的一面，但是它比科学多了点什么，少了点什么。它比科学多的那个，就是它要有伦理的道德感，道德上的价值判断。
历史学使人有智慧，可是历史学也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惶惑。有一个法国作家叫作法朗士，曾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大意如下：有一个回教的哈里发，年纪老了，就培养他的儿子接班，做回教领袖。怎样培养呢？他知道学习历史可以鉴往知来，于是就请他们国内最有名的一个历史学家来教他的儿子学习历史。这个历史学家带来了十匹骆驼，骆驼背上堆的都是历史书。年轻的王子后来继位做了国王，这个历史学家问他，历史学得怎么样了呀？他说，哎呀，你的书太多了，我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学，你能不能给我简化一点，我再学。历史学家就领了命令回去，把他那么大撂的书删成十本，十年之后又来见这位哈里发。哈里发说，现在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年国王，事情烦得不得了，而且我身体也不行了，你这十部书我看不完，能不能再给我减掉一些，我再来读。于是，这个历史学家又回去，费了十年工夫，把全部的历史缩成了一本书。当他走到宫门的时候，侍卫跟他说，国王现在病重了，正在等你呢，赶快去吧！国王一见到他就说，哎呀，我现在老了，恐怕活不久了，你这本书我也看不完了。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什么是人类的历史？这个学者想了一下，回答他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他们活着，他们受难，他们死了。法朗士是法国作家，这句话用法文表述就是六个字，这就是全部人类的历史。
这也教会我们应该从什么角度去看人类的历史。人类总是希望美好的生活，可是实际上充满了苦难，应该怎么解决？这是最让人为难的地方。19世纪的时候，实证主义风行，达尔文的进化论也深入人心，自然科学大踏步地前进，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充满了乐观的情绪，以为将来随着科学的进步，人类的世界就会一天比一天美好。到了20世纪，科学更加进步了，可是人类的生活好像并不能证明就一天比一天更美好。总而言之，我们要给历史总结出一套哲学来，这是很困难的事。反过来说，作为学术研究，你不能因为它困难你就不干。这是摆在历史学家面前的两难境地。
（摘自何兆武著《可能与现实：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3月。本文由何兆武先生口述，岳秀坤、张云波记录、整理。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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