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2月3日，著名世界史学者齐世荣逝世，享年89岁。齐先生194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在此之前，他曾在燕京大学求学。2015年第2期《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刊载了他的回忆文章《记20世纪40年代中期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几位教授》，经编辑部授权，澎湃新闻转载此文。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1945—1947年我在燕京大学读历史系(1945—1946年在成都、1946—1947 年在北平)，听过邓之诚、齐思和、翁独健、贝德(英国人)几位老师的课，现在把听课的印象以及我所知道的有关几位老师的事迹追记如下，虽是一鳞半爪，对了解当年史学界的情况也许有点用处。

邓之诚：文史兼擅，讨厌胡适

先谈邓之诚先生。邓先生生于1887年，原籍江苏。我听过他两门课：《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他给我们上课时，刚刚六十岁，但已显得老态龙钟。冬天穿两件皮袍，戴风帽(这种帽子现已看不到，年轻人可看中国画上的人物)，棉裤扎腿。进教室后，脱一件皮袍。

邓先生讲课内容丰富，口才也好，教材用他编的《中华二千年史》。《中华二千年史》的写法是：正文以大字为纲，简明扼要地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小字为目，每段正文之后附以若干则史料。这种编撰方法既可看出作者的观点，又可为学生进一步学习提供线索。顾颉刚先生在《当代中国史学》一书谈到通史的撰述时，认为写通史很难，“将近理想的”有几种，邓著是其中一种。邓先生所讲两门课的考试，都采作论文的方式。但他有两点要求：一要用文言文写；二不许看现在人的著作，要根据史料写。他说，如发现你们不遵守这两点，就给不及格。我和班上其他同学的程度，还能写浅近的文言文，总算及格了。


邓先生博闻强记，文史兼擅。《中华二千年史》外，《骨董琐记全编》是一部文史工作者经常从中取材的名著。《全编》约四五百条，内容十分丰富。胡适考证《醒世姻缘》的作者即著《聊斋》的蒲松龄，便受《琐记》中一条材料的启发。邓先生在燕京文、法学院有“活字典”之称。因为这两院学生作毕业论文时，都常常向他请教。邓先生对清史尤有研究，门生王钟翰先生能传其衣钵。北京大学历史系许大龄同志从邓先生治明清史，亦颇有成就。

邓先生对燕大历史系有很大贡献，他与洪业(煨莲，1893年生)先生和衷共济，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著名学者。我的老师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三位先生都是他的学生。我虽然直接听过邓先生的课，但我一直尊他为太老师。

邓先生性情狷介，对同辈人多所臧否。他很讨厌胡适。给我们上课时，隔一段时间就数落胡适几句。开头总是说：“你们知道城里有一个叫胡适的吗?”然后就说胡适怎样没学问。十几年前，我看周一良师的《毕竟是书生》一书，竟然发现在邓先生给周一良师上课的时候，也经常贬斥胡适，而且开头的一句也是“城里有个胡适”。邓先生对燕大掌权的洋人极为不满。一次在他家中对我们几个学生说：“齐思和的薪水居然比我高。”齐是他的学生，他认为应低于他才对。但燕大是美国人出钱办的大学，齐是哈佛大学博士，邓无学位，故无论如何也不会给他的薪水高于齐。

邓先生虽然学问博通，但他认为自己也有不足之处。一次，他在上课时说：“我不是历史学家，因为我不懂天文历法。”开始我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说。后来我想，他大概是按古代史官的标准要求自己的。中国古代史官不仅修史记事，而且掌管天文历法。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精天文律历。后世史家就未必都精于此道了。邓先生当然也懂天文历法，不过他认为自己在这方面修养还不够精，故谦虚地说自己不是历史学家。邓先生藏书很多，还存有民国时期的许多照片，十分珍贵。(晚年售予科学院图书馆)希望有关方面能予以充分利用。

齐思和：尊师重道，学贯中西


第二位是齐思和先生，1907年生，河北人。齐先生燕大历史系毕业后，赴美留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我听过他两门课：《战国史》、《西洋现代史》。西周、春秋战国的历史是齐先生的专长。我从听齐先生的《战国史》，深深感到他学贯中西的素养。至今，我还记得他让我们看《金枝》(Golden Bough)，这是一本研究巫术与宗教的西方经典著作。还介绍了一些西文书，我已忘记了。我的课程作业是《崔述〈考信录〉读后》。受先生的启发，我也参考了一些西方著作，得了很高等级分8。

《西洋现代史》这门课程尤其独特，在当时全国各大学开这门课的，恐怕只有齐先生一人。这门课很受欢迎，听讲者还有许多法学院的学生，教室经常满座。先生为这门课还编了一本英文的资料选辑。限于当时的条件，内容不多，而且只限于欧美几个大国，但它是首创之作，值得纪念。齐先生讲课有风趣，几乎每堂必有一个笑话，引起学生大笑，但他自己从来不笑。齐先生对中国近代史也有研究，写过《魏源与晚清学风》等重要文章。解放前，齐先生的著作主要是中国史方面的。解放后他在北大教《世界中古史》，著作有《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影响》、《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等，都是体大思精之作。

 
《中国和拜占庭帝国的关系》

齐先生很尊师。据说，每年春节他给邓之诚 先生(邓是他的老师) 拜年时，都行跪拜的中国古礼。

齐先生晚年身体不好，患严重的糖尿病。上世纪 60 年代，我为翻译《西方的没落》一书中的若干问题，向他请教，那时身体还好。后来，病就越来越重了。我院戚国淦同志(燕大毕业，也是齐先生的学生)一次告诉我，他去看望齐先生，他躺在床上，但床上还摆着西文书，说明老先生病中仍不废读，治学精神实在令后学敬佩。


第三位是翁独健先生，1906年生，福建人。我听过他讲的《远东史》。翁先生口才很好，善于议论发挥，具体材料讲得不多。翁先生是元史专家，《元史》课我未听过。他对元史很有研究，是比陈垣先生晚一辈的元史三大家之一(另两人是邵循正、韩儒林)。他下笔极慎，平生只写过六、七篇学术论文，但质量很高。“文革”后，一次对我说：“得赶紧写东西了，要不然来不及了。”他夫人邝平章在旁边插话：“你老师太慎重了，看了又看(指看材料)，还是不肯动笔。”有一次，先生对我说：“搞学问，要小心又小心。我刚把点校的几卷《元史》(翁继邵循正先生之后续点《元史》) 送出去，又发现有问题。”又一次，他对我谈起邓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说邓先生的书受到日本人入矢义高的严厉批评，可得小心。其实，《东京梦华录》这类书极难注，宋朝的衣食住行、社会生活等等，事隔一千多年，谁能完全清楚？后来日本学者自己注的《东京梦华录》也有许多错误和注不出来的地方。


翁先生为什么要提到这件事呢？翁先生那一辈的学者受实证史学影响很深，最怕著作中出“硬伤”，似乎一出“硬伤”，被人抓住，便“永远翻不了身”。我认为，当然要力求避免“硬伤”，但因为怕出“硬伤”而不敢下笔，就不对了。一个人一辈子所写的东西，要想一处“硬伤”都没有，我看几乎是不可能的。

翁先生很佩服陈寅恪先生，曾在课堂上说：“如果能请陈先生来燕大，即使不上课，也是我们的光荣。”对西方学者，他最佩服伯希和。他对我说，伯希和真厉害，《马可勃罗游记诠释》中的一个注，就是一篇考据的大文章。翁先生晚年尽管说要抓紧时间写文章，但由于种种原因，还是没有写出来，就因心脏病突发，抢救不及而去世了。

翁先生待人宽厚，一生帮助过许多人。试举数例如下。他的老师邓之诚先生为人耿直，议论无所顾忌。解放后，翁先生很怕他因发言不慎惹出事来，便劝邓先生退休，邓先生同意了。1957年反右派运动后，翁先生对我说，邓先生幸亏退休了，否则很难过这一关。还有他保护几位教授的事。

解放后，燕大在合并于北大前，发生过一个“骂人团”事件。有几位教授在私下议论，说些政治上的错话，后被人揭发。一些学生闻之大怒，在一次批判会上有人要动武打人。翁先生在场，当时他是燕大代理校长，左派教授，在学生中有较大威信，经他极力劝阻，才把事态平息下来。还有一次，我在他家遇到一位客人，这人走后，他对我说，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萧乾。萧是《大公报》名记者，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萧也是燕大校友。后来我知道，萧被划“右派”后，翁先生毫不歧视他，待之如常，而且多次帮助过他，故萧对翁很感激，常去翁宅看望。



翁先生人际关系很好。我每次去他家，不是先已有人在，就是在我离开前，又有客来。他为人好，好客，又健谈，故经常高朋满座。在我的老师中，我去翁府次数较多。一则我常向他请教；二则先生坦率，师生可随便聊天。1958年，我翻译苏联学者兹拉特金的《蒙古近现代史纲》，其中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向他请教。他从琳琅满目的书架中，找出《五体清文鉴》( 满文、蒙文、藏文、维吾尔文、汉文) ，很快为我解决了问题。

解放前，翁先生给燕大地下党很多帮助。地下党的一些会就在他家中秘密召开。他还帮助不少学生去了解放区。因此，解放后彭真市长亲自去他家，请他出任北京市教育局长，屡辞不获，终于出任。翁先生有自知之明，不宜长期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后来坚决辞职，到中央民族学院(今民族大学)专任教授，又在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任研究员。“文革”发生后，幸亏他已辞去教育局长之职，否则很难不被扣上“走资派”或“与党争夺领导权”之类的帽子，遭到折磨。他逃过了这一劫，比较平安地度过了“文革”风暴，实是幸事。

翁先生任北京市教育局长时，有一件事很有趣，与我有关。我那时(1954年)在北京市第25中学(前育英中学，极有名)任教导主任。我校举行了一次全市性的大规模观摩教学，出席的有中学教师、北京师范大学的几位教授，还有苏联专家崔可夫(上级机关请他来)。翁先生以教育局长的身份参加指导。听的那节课是讲爱琴文化的，教师是金啟孮同志(后任内蒙古大学教授，满学专家)。最后，做评议，由崔可夫总结。崔不懂中文，由翻译在身边讲给他听，但其实只能译出讲课内容的一小部分，还不见得完全正确。用这种方法，一个外国人如何总结呢? 但当时，“一边倒”，苏联专家地位很高，为表示尊重，一定得由他总结。我也请翁先生发言，他虽身为教育局长，北京市中小学界的最高领导，但他不讲。这是他非常高明的地方，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第四位是贝德女士，英国人，她教《西洋通史》。她的学术水平一般，我随堂听课，没多大兴趣，凑学分而已。她的课有一个特点，即考试时必有一两道题是考年代的。她出一个人名(如拿破仑)，要学生答出5个有关拿破仑的年代，并写出这一年发生了什么与拿破仑有关的大事。因为我记忆力一般，最怕这种考试方法。每次考前，要试选若干人物，背许多年代，苦不堪言。

学术能否后继有人，至关重要

最后，借这篇文章的机会，我想谈一谈培养学术接班人的问题。我的三位老师齐思和、翁独健、周一良都是燕大历史系毕业。他们是师兄弟。齐先生1931年毕业，翁先生1933年毕业，周先生1935 年毕业。他们又都先后留学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这是巧合吗？不是，是他们的老师洪煨莲先生精心培养的结果。

洪先生于上世纪 20 年代毕业于哈佛大学(硕士学位) 后，即回国任教燕京大学，执掌历史系多年。洪又是燕京哈佛学社的中方负责人，有权推荐学生赴美留学。洪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学术领导人，既有远见，又有魄力和办法。他有一整套培养历史人才的计划。据我所知，经他选拔培养成为历史学界名学者的，有郑德坤(考古)、齐思和(商周)、瞿同祖(汉)、周一良(魏晋南北朝)、聂崇岐(宋)、冯家昇(辽)、翁独健(元)、王钟翰(清)、侯仁之(历史地理)、朱士嘉(方志)、陈观胜(佛教史)、邓嗣禹(制度史)等等。他想把中国历史的每一段都安排一个有学术前途的学生去搞，他的计划终于基本实现了。这是多么大的贡献。我认为，真正够得上称为大师级的人物，不仅要自己学问大，而且要培养出一批杰出的接班人。学术不能中断，后继是否有人，至关重要。


附记: 成都燕大一年，有一事可记，即茶馆的读书生活。四川人酷爱喝茶，大街小巷，都有茶馆。茶馆不仅是休闲的场所，也是谈生意、谈种种公私事项的场所，起着重要的社交作用。战时大学的设备简陋，北京燕大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封闭。成都燕大是临时办起来的，设于成都陕西街，面积有限，教室、图书馆都很小。于是，茶馆便成为学生课外学习的一个场所。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茶馆读书。那时一杯茶的价钱很便宜，对学生还有特别优待。上午买一杯茶，可留到下午继续喝，不再要钱。如果一杯茶也买不起，还可买白开水，名曰“来一杯玻璃”。茶馆中虽然人声嘈杂，但习惯了照常可以看书。读书疲倦了，就玩，打桥牌，或下棋。我就是在成都茶馆学会下围棋的。这样的大学生生活是今天的青年无法想象的。了解历史，很有必要。今天大学生的学习条件要远远优于过去，同学们理就学得更好.2014年11月6日草就，

时年八十有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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