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评价英国学者格罗特的巨著《希腊史》时，詹姆斯·密尔曾评论道，英国人对希腊史的兴趣似乎不会枯竭。作为历史事件，马拉松战役的重要性远超过哈斯丁斯战役。近200年后的中国，好像表现出与19世纪中前期英国人同样的兴趣。近十年来出版的古希腊史方面的著述不下数百种，通史类也有5种。虽然如此，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的英国学者哈蒙德的《希腊史：迄至公元前322年》，仍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哈蒙德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1907年生于苏格兰，2001年去世。早在大学期间，他就已经把希腊史研究作为自己终生的志向。1930年前后，他用16个月时间走遍了几乎整个埃庇鲁斯地区，抄录铭文、寻找古代遗迹、结识当地人民，并熟练掌握了现代希腊语。同年，他被选为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研究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蒙德应征入伍，并被派往希腊。1941年他随英军一道撤退，途中差点丧命。战争结束后，他在克莱尔学院重执教鞭。1954年，他前往布里斯托尔的克里夫顿学院担任校长，而该校只是一所公立高中。但哈蒙德有自己的打算，在任职的8年时间里培养出不少古典学基础扎实的学生。1962年，他转到布里斯托尔大学担任该校希腊语威尔斯讲座教授，直至退休。学习和工作期间，他曾多次访问希腊。哈蒙德因在希腊史领域卓越的贡献，1965-1968年任英国希腊研究协会主席；1972年当选不列颠科学院院士；1972-1975年任英国雅典研究院理事会主席；1989年获得英希协会的朗西曼奖；1992年当选希腊人民之友协会会员；1993年荣列雅典科学院外籍院士，后来还成为坚尼那和彭达鲁弗斯两个希腊城市的荣誉市民。

　　哈蒙德研究过古代希腊从最初的迈锡尼文明到古典时代末期的历史，《迈锡尼文明的终结与黑暗时代：文献传统》《古代希腊及其邻近地区的移民与入侵》意在梳理早期希腊的文献传统，给予古代希腊有关移民和入侵的传统以较高信任；《古典时代的希腊》是关于公元前5世纪-前4世纪希腊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综合性叙述，核心是希腊人的城邦；《希腊史研究》收入了他16篇专题论文，论题从《伊利亚特》的船表一直到第三次神圣战争，系作为《希腊史》的姊妹篇出版。他最大的贡献是3卷的《马其顿史》（其中第2卷与格里菲斯、第3卷与沃尔班克合作）。该书以马其顿的地理和文献开篇，叙述到公元前167年马其顿被罗马征服，至今仍是资料最为丰富、叙事最为充分的马其顿通史。大约因该书篇幅太大，哈蒙德自己又写了一部比较简明的《马其顿国家》，简要介绍马其顿国家的制度和历史。他尤其欣赏马其顿历史上两位最杰出的国王。《马其顿的腓力》把传主描绘为欧洲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君，接手的是濒于崩溃的马其顿，留给亚历山大的，却是欧洲活力四射、实力强劲的国家。但他可能更青睐亚历山大大帝，为这位君主先后写过至少四部著作，《关于亚历山大的史料：对普鲁塔克的传记和阿里安远征记的分析》《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三位史学家：所谓的通俗作家》《亚历山大大帝的天才》《亚历山大大帝：国王、统帅与政治家》。前两种意在穷究有关史料，希望从原文理解古典作家的相关记载，后两种注重综合，面向普通公众。他的《埃庇鲁斯：埃庇鲁斯及其邻近地区的地理、古代遗迹、历史与历史地理》至今仍是该领域的开创性著作。此外，哈蒙德还是一个非常有效的科研组织者，是新版《剑桥古代史》前4卷的主编之一，亲自撰写了该书诸多相关章节。《牛津古典辞典》第2版和《古典时代的希腊罗马世界地图》也由他主编完成。

　　一般撰写古希腊史的学者都会把克里特文明作为发端，但下限不那么容易确定。爱尔兰古史学家伯里的《希腊史》写到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去世；俄罗斯学者库济辛和美国学者波默罗伊等不约而同地把罗马征服希腊作为终点；德国学者本特森和美国学者莫里斯各自把古希腊史一直叙述到罗马帝国时代；中国学者更倾向于把公元前338年的喀罗尼亚战役作为终点。哈蒙德则把拉米亚战争中雅典的失败以及马其顿占领希腊作为古希腊史的结束，主要理由是“安提帕特对雅典的处置以及在伯罗奔尼撒派驻一支马其顿军队表明，希腊人作为一个民族曾享有千年之久的自由已经结束”。哈蒙德显然是考虑到拉米亚战争后，雅典不仅驻扎有马其顿军队，延续两百多年的民主政治被推翻，还在于从此以后即使雅典等城邦偶尔争得独立，阿凯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也仍能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进行新的政治试验，但马其顿对所谓“希腊锁链”的掌控，基本断送了希腊人争取独立的可能，自由城邦在历史舞台上的主角地位，从此被马其顿之类的希腊化大国取代。从这个意义上看，选择公元前322年作为终点，自有它的合理之处。

　　哈蒙德《希腊史》最大的特点，是它基本建立于古典文献的基础之上。作为正牌的古典学研究者，哈蒙德向来重视古典文献，有时甚至达到迷信的程度。在讨论有关亚历山大的史料时，他曾经认为，当今有关亚历山大的所有争论，都是因为学者们没有认真研读古典文献。在关于梭伦改革的论文中，他也曾批评当代学者们沉溺于不同学者之间意见分歧的论辩，却忘记去研读古典文献。因此，该书与众多单卷本希腊史之间的一个重要差异，或者说是该书最大的优点，就是在页下注中提供了古典文献的出处，而对于当代学者的争论，一般不涉及。这样做的优点显而易见：任何读者，即使对当前的希腊史研究不那么熟悉，都能从该书的脚注中搜寻到基本史实的古典文献源头。

　　在叙述史实时，哈蒙德继承修昔底德传统，主要叙述自认为比较确定的事实，发表自己的观点。对于相关争论，除极个别例外，一律置而不论。虽然作者并不涉及相关争论，但并不代表他不了解学术进展，或者只是综合现有成果。事实上，在该书写作过程中，哈蒙德已经对希腊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例如黑暗时代希腊人的迁移、斯巴达的莱库古改革、雅典的梭伦改革、马拉松战役和萨拉米斯战役的相关问题，写出专题论文并发表。他的《希腊史研究》和晚年出版的4卷文集，都是专题性的原创研究成果。因此，《希腊史》平实的叙述中，不乏真知灼见。例如，作者并不认为公元前4世纪是一个衰落的时代，因为“这是一个在政治、哲学、文学和艺术上大胆试验的时期。那个使马其顿和罗马人入迷并最后同化于其中、又通过他们传给现代世界的文明就主要是公元前4世纪的文明”。这个看法基本被新版《剑桥古代史》第6卷接受，目前已经成为学界正统观点。

　　《希腊史》的中译文出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朱龙华教授手笔。朱先生熟悉从希腊罗马到文艺复兴的西方历史与文化，在诸多领域有精深的造诣，在翻译学术著作方面尤有心得。该书译文优美而准确，很好地传达了原作叙事优美而平实的风格。据朱先生交代，该书译文最初完成于“文革”时期，历经数十年打磨，又经过程庆昺、郝际陶两位教授校阅，并依据新版做了及时的修改，即使用严复所说的信、达、雅来要求，也是基本合格的。对那些喜爱西方古典历史和文化的中国读者来说，能够读到朱先生的译文，也是一大幸事。

　　《光明日报》（ 2016年08月27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