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古希腊依旧是后世欧洲乃至西方现代社会精神世界的寄寓所在。可以说，人们对古希腊文明的敬畏，源于对其自然观念、伦理价值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承继与应用，对艺术成就、审美趣味的追慕、尊崇和效仿。

　　那么，来自东方的中国智慧对古希腊文明的巡礼、阐释又有何种意义？中华文明与古希腊文明之间是否有着某种天然的亲和与相似？上海博物馆所编《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一书，就向我们呈现了两大文明的交往对话，“古希腊”也在多位中国和外国顶尖学者专家的“凝视”下，显现出难以抗拒的姿态侧影。

　　全景化的系统巨制

　　作者之一的黄洋先生说：“作为中国学者来说，独立撰写希腊文明史仍是十分不易的事。”《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直面难题，实现了体例上的突破尝试，书写上的互补合作。众多中外历史和文物专家，在各自研究领域内，用擅长的视角“透视”文明的各个层次面向，最终使26篇研究文章聚合成为全景化的系统巨制。

　　全景化正对应了一种博物的姿态，它无所不包。全书所收文章有史有论，既有纲要的框架，如《古代希腊文明》，也有专题的举目，如《奥林匹亚》《希腊戏剧千年史》；既有对古希腊各历史分期的断代勾勒，更有对时代风貌、精神隐喻的专题探寻，如《黄金迈锡尼》《克里特艺术的文化启迪》。

　　同时，在文物呈现的帷幕背后，更融贯了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建筑学、政治学和艺术史等学科的恢宏视野。这正是一种狄德罗式百科全书的具体演绎，也是博物馆对文明的一种态度：它要汇聚一切时间和空间，成为超时空体的永恒模式。正如《作为“古代图书馆”之楷模的荷马》　一文所言：“古代图书馆并非某个地方或某个机构，而是一种观念或概念。”它用藏品的普遍性、整体性建立起关于世界的隐喻，形成希腊古典文化的模式。

　　全书的结构正暗合了这种世界隐喻，在我看来，它完全可以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关于古希腊文明的本体性概述，下编则是博物馆视阈中的古希腊文明。从上编到下编，论述的重心也从希腊本土发散到柏林、慕尼黑、纽约、梵蒂冈等世界各地博物馆。这正映现了希腊文明的承继性、普遍性、迁移性与流变性，对世界文明的隐喻无疑形成了“深刻的持存”与“影响的共同体”。

　　以器物辨析精神气象

　　博物馆蕴含的“博物”姿态，更体现出以器物辨析精神气象，用遗迹观照政治制度的论述模式，实现了从物质技术层向精神文化层，从微观具象到宏观抽象的提炼转化。《公民与自治——由阿哥拉遗址看古代雅典的民主制》　一文并未将阿哥拉遗址简单视为建筑遗存，而是着力挖掘它的空间隐喻价值。在作者看来，阿哥拉始终是一个体系化的信息场域，一种雅典民主政治的空间化形式。“它延续和塑造着社会成员直接参与社会的观念和责任感，表达着人类对民主生活的理想与追求，更忠实地记录下曾经产生过重大影响的雅典民主思想的迸发与演进。”当阿特洛司柱廊变为古阿哥拉博物馆时，人们在遗存处读取了“民主”演变的前世今生。

　　书中《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与钱币博物馆的藏品看希腊化时期之希腊与地中海东部地区》一文，则更有见微知著的论述风格。它通过博物馆藏品论证希腊化时期各阶段的历史内涵，弥漫着强烈的实证主义气息。对于希腊化，作者的阐释并未停留在抽象的文献意义之上，而是用实物努力考证希腊化文化输出的漫长进程。

　　它纵贯亚历山大大帝继承人时代、希腊化王国割据时代再到希腊罗马共治时代，藏品背后既有新贸易路线的探索、又有经济和货币政策的推行。从而，作者以文物再现了希腊文明在东地中海世界的同化和延伸。“希腊化时期奉行世界主义精神，这体现在各种不同的艺术风尚和形式中。希腊与地方人民得以尝试着在庞大簇新的城市中共同生存。”可见，希腊化若以中国古代经验审视，亦是一次民族融合、文化输出与价值本土化的伟大历程。

　　总过程的“后续部分”

　　对希腊文明而言，伟大的历程却总有例外之处。《希腊民主政治与古典艺术发展》　一文就洞察到希腊文明发展的殊相与共相，“它一方面是以城邦小国的规模，更重要的是以民主体制而非王国体制鹤立鸡群般制造了古代世界最为辉煌的文明，其中最令人瞩目的则是希腊古典艺术”。

　　然而，倘若将例外放置于动态化、系统化和去欧洲主义中心论的视野看，就并不难理解了。希腊文明可被视为一个晚近的集大成者，它对于地区其他文明的吸收移借，使其完全可被整合在一个更大的系统论中。

　　这“棋盘”包括了埃及、巴比伦和希腊在内的泛地中海区域，“希腊文明是这个地区古代文明发展的总过程的一部分——后续部分”。文章的难得在于它探寻了政治制度与艺术发展、审美意识之间的映射关系。在作者笔下，民主意蕴并不是枯燥的政治说辞，而是浸透在艺术风格、形态和理想中，呈现出高贵而纯一、精确且节制、合理又和谐的艺术追求。这是艺术与政治、现实与理想、人与自然的高度统一。

　　这些特征在　《希腊英雄文化的精神意蕴》中得到了深刻阐释。此文紧密围绕希腊艺术精神和审美意蕴的阐发，通过经典的审美心理、审美类型分析，彰显了作者深厚的美学意识。他创造性地以尼采的悲剧美学为轴线，又借鉴中国古典美学体系的话语，揭示出希腊艺术两大深层结构：“理想的追慕”和“象征的意象”，描绘了“画景象征世界从神秘的玄同忘我之境中产生”的精神意蕴。这种抒情化的意蕴依托“诗语”表达。“诗语”即“精神的形象化”，正是希腊英雄文化的抒情性将理想与现实、抽象与具象、直觉与知性相融合，形成了艺术精神的永恒美丽。

　　跨文明的“历史在场”

　　《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有怎样的超越意义？我想全在于其书写与汇编的理念。它完美实现了可见性与可述性的合一，这既体现在诸多高清馆藏图和文章论述的相得益彰，更表现在将文物遗迹“是如何”与“说什么”这两大问题相统一。

　　书中对博物馆的存在诠释也超越了它汇聚文物藏品，留存文明遗迹的表层意义。作为“博物馆与世界文明系列”丛书的首部成果，《博物馆与古希腊文明》也充分彰显出丛书的价值追求和典范意义。

　　它兼容并包的格局视域，早已跳脱出普通图志的思维，上升到了文化研究的崭新高度。它将物质载体与精神形式相统一，用博物馆“博物观取”的思维，承载着文明（物质与非物质）的各种形态。从而，回到古希腊，也远非简单的回溯复归，而是试图还原跨文明对话交往下的“历史在场”，在世界文明版图中重新审视古希腊文明的伟大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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