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雅典海上同盟述论

徐松岩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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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元前378/377年第二雅典海上同盟建立, 是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国力复苏的一个重要标志。雅典以保障入盟者独立和自由, 承诺不侵占盟邦的土地和财产为前提, 建立起一个以共同防御为宗旨的海上同盟。同盟成立后, 在恢复雅典在爱琴海及黑海地区的海上霸权, 维护本地区的海上交通和贸易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底比斯的崛起和扩张, 接连击败斯巴达并已威胁到雅典的安全时, 财政拮据的雅典向盟邦课征贡金, 派遣驻军和军事移民, 导致同盟内部矛盾激化, 波斯借机干预, 遂发生“同盟战争”, 战后同盟名存实亡。第二雅典同盟实际上是雅典在国力稍有恢复的基础上, 欲重振昔日霸业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雅典所采取的政策、措施虽然并未使同盟整体上发生质变, 但不能因此而否认雅典违背建盟誓约, 剥削、奴役盟邦的历史事实。

关键词：

第二雅典海上同盟; 阿里斯托特利斯通令; 希腊; 波斯;

收稿日期：2017-04-18

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古典时代希腊理想国思想及其现实基础研究” (16BSS008)

Some Problems on 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

XU Song-yan

College of History, Southwest University;

Abstract：

In 378/377 BC,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 was an important symbol of restoration of Athenian strength after the Peloponnesian War.At first, as a mutual defensive league, Athenians ensured the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of the allies, and promised not to encroach the lands and properties of the allies.It had played a certain positive role in recovering the Athenian maritime hegemony, maintaining the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and commerce order in the Aegean Sea and the Black Sea.Along with the rising and expansion of Thebes, it had posed a severe threat to Athens, and Athenians began to impose tribute on allies and dispatch garrisons and cleruchies.These measures resulted in the intensification of contradictions among the allies, and Persia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interfere, thus led to ‘the Social War'.After this the league no longer existed.In fact, 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 did not develop into a new empire but only had an unsuccessful attempt for Athens to intend to resuscitate the former supremacy.

Keyword：

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 The Decree of Aristoteles; Hellas; Persia;

Received： 2017-04-18

公元前378/377年, 以雅典为首的雅典同盟成立, 名为“雅典人及其同盟者”, 史称“第二雅典海上同盟”或“第二雅典同盟” (The Second Athenian Confederacy或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 (1) 。迄今为止, 国内外学者关于第二雅典同盟研究还较为薄弱。古代作家如色诺芬、亚里士多德等对于这个同盟只字未提;同时代的演说家如伊索格拉底 (Isocrates) 、埃斯奇涅斯 (Aeschines) 、德摩斯提尼 (Demosthenes) 提及某些相关的史实, 但是没有作专门讨论;后世作家狄奥多拉斯《历史丛书》中援引公元前4世纪作家厄福鲁斯 (Ephrus) 的著作中的史料, 就该同盟的组织结构、入盟成员、存在时间等作过一些说明, 是色诺芬《希腊史》的重要补充, 但其可靠性素有争议。在少量传世的考古资料中, 特别重要的是一块发现于雅典市政广场的石碑, 记载了涉及该同盟的结盟宗旨、组织原则和入盟成员清单的所谓“阿里斯托特利斯通令” (The Decree of Aristoteles) (2) 。当代学者对于第二雅典同盟研究成果不多, 1981年J·B·卡吉尔出版其《第二雅典海上同盟:是帝国还是自由联盟?》, 在重新评估有关史料的基础上认为该同盟成员始终保持自由和自治, 指出传统认为雅典推进了该同盟向“帝国”演变的看法是没有证据的, 也是错误的。这是1905年以后英语世界研究该主题的首部专著, 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 随后几年在欧美一些著名专业杂志发表多篇书评。J·B·布瑞、N·G·L·哈蒙德以及新版《剑桥古代史》 (第6卷) 也就第二雅典同盟作过简要评述。此外, 专门探讨该问题的论文只有寥寥数篇 (1) 。看来, 这个问题似乎未引起国际古典学界的重视。但是, 研究公元前4世纪马其顿征服之前雅典城邦政治、经济发展史, 探讨期间希腊城邦国际关系史特别是雅典与斯巴达、底比斯等邦的关系以及希腊世界与波斯的关系, 都不能绕开第二雅典同盟的建立、组织结构、发展演变和具体作用等问题。以下就笔者所接触到有限史料, 就涉及第二雅典同盟的一些主要问题提出几点初步认识。

一、同盟建立的历史条件

从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到第二雅典同盟成立的20多年间 (公元前404—前378年) , 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相比, 希腊世界的国际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战前希腊世界两大军事集团势均力敌, 长期对峙;波斯人对于希腊诸邦的事务基本上持观望的态度。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进行, 交战双方两败俱伤, 势力均大为削弱。波斯人趁机干预希腊事务, 采纳阿尔基比阿德斯的献计, 尽可能运用金钱的力量, 使得希腊诸邦之间相互缠斗, 彼此牵扯, 无力东进, 这一原则成为此后数十年波斯对希腊诸邦政策的主轴 (2) 。

战后斯巴达一邦独大, 称雄全希腊将近10年, 原雅典帝国属邦大都归斯巴达统治。斯巴达的霸权同样是建立在武力统治的基础之上的。他们在各属邦安插亲信, 派遣驻军, 征收贡金, 广泛建立寡头政治 (如雅典的“三十寡头政府”, 其他诸邦多是“十人政府”) (3) 。这种统治的前提是霸主拥有强大的武力, 一旦其武力衰弱, 国内外的种种矛盾必然趋于激化。首先, 从斯巴达国内来说, 在金银货币的浸淫之下, 公民集体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同时, 斯巴达人与黑劳士、获释黑劳士 (所谓“新公民”) 、庇里阿西人、次等的斯巴达人 (4) 的矛盾日趋加深, “基那敦 (Cinadon) 暴动密谋”就是这些社会矛盾深化的集中体现 (5) 。其次, 帝国统治危机四伏。斯巴达为控制为数众多而分散的属邦 (仅原雅典的属邦就有两百多个) , 不得不派遣驻军或行政人员前往各地。此时斯巴达公民共约2500人 (6) , 可谓杯水车薪, 远远无法满足维护帝国统治的最基本需要。第三, 许多属邦随时准备反抗, 摆脱斯巴达的羁绊。如战后一度失去独立的雅典通过反抗, 驱逐了斯巴达驻军, 使得斯巴达帝国的统治雪上加霜, 其他许多城邦也跃跃欲试, 准备起义。同时, 斯巴达在希腊的扩张也受到普遍的抵制。第四, 与波斯开战。斯巴达在与波斯保持了短暂的和平关系之后, 便于公元前399年出兵小亚细亚, 与波斯兵戎相见。公元前396年, 阿格西劳斯率军出征, 直逼萨尔狄斯 (Sardis) , 在击败老谋深算的提萨佛涅斯 (Tisaphernes) 之后, 准备进军弗利吉亚 (Phrygia) 省区。面对来势汹汹的斯巴达军, 波斯采取“围魏救赵”之计, 派人携巨款前往希腊本土, 挑动那些对斯巴达不满的城邦, 如阿尔戈斯、雅典、底比斯、科林斯、优波亚岛的某些城邦联合起来对斯巴达开战, 公元前395年秋哈里阿图斯 (Haliatus) 之役, 重创斯巴达军, 斯巴达首尾难顾, 不得不急召远征小亚细亚的阿格西劳斯班师回国 (1) 。由此开启了一场在波斯主导下的希腊城邦之间的混战———科林斯

战争 (公元前395—前387年) (2) 。

斯巴达向小亚细亚地区的扩张, 是波斯人绝对不能容忍的。波斯此时的策略是支持雅典等邦与斯巴达人对抗, 坐收渔人之利。雅典借波斯资助恢复自己的势力。雅典旧将科农 (Conon) 此时在波斯效力。公元前394年, 他率领波斯海军在克尼多斯 (Cnidos) 大败斯巴达舰队, 从此打垮了斯巴达在爱琴海的海上霸权。随后, 他们沿小亚细亚沿岸巡航, 所到之处便推翻亲斯巴达的寡头政府。翌年, 科农在波斯的支持下, 主持重修连接雅典卫城和比雷埃夫斯的长城。雅典的国力有了一定恢复, 反斯巴达联盟的力量有所加强。在雅典的领导下, 反斯巴达联盟节节胜利。然而, 雅典等邦的胜利及其在爱琴海地区势力的恢复和增长, 又使波斯人深感不安。于是, 他们再次改变对希腊的政策, 抑制雅典, 囚禁科农, 支持斯巴达, “科林斯战争”的战局随之被扭转。公元前388年, 斯巴达派遣使者安塔尔基达斯 (Antalcidas) 觐见波斯国王, 渴望得到对方的支持。公元前387年, 波斯总督提里巴佐斯将波斯国王的敕令送达萨尔狄斯 (3) 。斯巴达人通过这道“和平敕令” (4) , 捞得不少好处, 而实际上真正得利的是波斯人, 是其金钱外交的重大胜利。公元前385年, 斯巴达人攻陷曼丁尼亚, 拆毁其城墙;公元前382年又募集精兵1万, 出征卡尔基狄克半岛上重要城邦奥林苏斯;公元前379年, 阿格西劳斯国王征服弗琉斯;同年, 粮尽援绝的奥林苏斯, 不得不屈服 (5) 。色诺芬认为, “大王和平敕令”颁行以后, 斯巴达人的一系列行动“终于极大地稳固了其帝国的基础” (6) 。

“大王和平敕令”确定了公元前4世纪中期希腊世界的基本格局。据色诺芬的记载, 提里巴佐斯向希腊各邦的代表们诵读敕令:

国王阿塔薛西斯认为, 亚细亚所有诸邦均应归属于我, 克拉左门奈和塞浦路斯二岛亦应归属于我;而其他希腊诸邦, 除列姆诺斯、音布罗斯和斯基洛斯外, 不论大小均须保持独立;这三个地方与往昔一样, 依然归属于雅典人。但是, 倘若你们双方之中的任何一方有不遵从此敕令者, 我, 阿塔薛西斯, 将与那些遵从此令的诸邦一道, 用舰船, 用金钱, 从陆上, 从海上, 向其开战。

这绝不是波斯国王与希腊城邦之间签订什么和约, 而是波斯国王给希腊交战双方颁布的敕令。色诺芬写道:听到上述宣告之后, 希腊诸邦的使者立即向各自城邦最高权力部门汇报和请示。所有的城邦都宣誓, 将坚定不移地恪守条款规定 (7) 。

根据波斯国王的敕令, 希腊所有现存的同盟必须解散, 唯一保留下来的就是伯罗奔尼撒同盟。斯巴达通过该敕令, 狐假虎威, 勉强维持其在希腊大陆的苟延残喘的霸权 (8) 。此时雅典国力稍有恢复, 自身不够强大, 其对外政策无法突破大王和平敕令的束缚和限制。雅典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 于公元前384年与开俄斯订立了双方同盟条约就是一个明证。双方在盟约中强调, 结盟的目的是为了共同的安全, 是为了遵守大王和平敕令, 这是一个纯防御性同盟。盟约特别强调“现有和约、誓言和协议依然有效”, 规定“倘若雅典人遭到任何外来攻击, 则开俄斯人必全力以赴, 尽其所能给予援助;倘若开俄斯人遭到任何外来攻击, 则雅典人必全力以赴, 尽其所能给予援助” (1) 。前379年, 底比斯人在雅典人的支持下发动政变, 推翻了拉栖代梦人所扶持的傀儡政府, 驱逐了拉栖代梦驻军, 重建被解散的波奥提亚同盟。波奥提亚同盟的重建, 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慌, 他们立即出兵干涉, 并从海上突袭比雷埃夫斯港。有研究者认为, 斯巴达的斯福德里达斯 (Sphodridas) 对比雷埃夫斯港发动“突袭是第二雅典同盟建立的直接原因” (2) 。

这期间雅典与底比斯的关系也十分微妙。狄奥多拉斯认为雅典协助底比斯摆脱斯巴达人的控制是官方行为;而色诺芬记载的则是雅典两位将军主动支持底比斯人, 后来还因此受到处罚。前者说雅典与底比斯的结盟时间在斯福德里达斯突袭比雷埃夫斯之前, 而色诺芬则说在此之后。无论如何, 现有资料还不能否定狄奥多拉斯的说法:底比斯与雅典的结盟分两个阶段, 第二阶段才是同盟成员关系。可以确定的是, 大王和平敕令是允许成立防御性同盟的。

从斯福德里达斯被无罪释放的情况来推测, 色诺芬的“斯巴达阴谋论”也许更有道理。雅典曾经与波奥提亚有过联盟关系, 因大王和平敕令而终止。雅典将军对底比斯人的支持, 与斯巴达利益发生冲突;雅典担心遭到斯巴达的报复, 才迫不得已处罚本国两位将军。雅典与底比斯结盟都是出于对付斯巴达的需要, 但是三个城邦皆有各自的盘算。雅典还未从那场大战中恢复过来, 并不想开战;而底比斯为了自身利益, 欲激化斯巴达与雅典的关系, 把雅典拖入战争的漩涡。于是, 他们秘密贿赂斯福德里达斯, 诱使后者袭击比雷埃夫斯, 迫使雅典向斯巴达宣战。

公元前4世纪90和80年代, 在希腊大陆, 斯巴达、底比斯、雅典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斯巴达实力每况愈下, 底比斯正在崛起, 雅典实力略有恢复。东地中海地区海盗活动卷土重来, 阿提卡半岛海岸线长, 无险可守, 极易遭到来自海上的攻击, 迫使雅典寻求自保之道 (3) 。正是在此条件下, 雅典在斯巴达和波斯的夹缝中, 抓住机遇寻求海上防御的同盟者, 组建海上同盟。

二、阿里斯托特利斯通令与同盟章程

面对斯巴达咄咄逼人的海上攻势, 雅典公民大会通过决议, 认为斯巴达破坏了和约。雅典当局招募军队、筹集军费、配备舰船、任命统帅、积极备战, 对外则与底比斯结盟 (4) 。公元前378年冬, 雅典公民大会通过来自马拉松德莫的阿里斯托特利斯的建议, 此即“阿里斯托特利斯通令”, 于公元前377年3月勒石公布。主要内容如下:

瑙辛尼库斯 (Nausinicus) 任执政官之年……阿里斯托特利斯提出如下建议:

为雅典人及同盟者命运计, 为使斯巴达人能承诺允许雅典人享有自由和自治;为使所有城邦都在保障领土安全的条件下能和平生活 (为使希腊人和波斯国王间达成协议中所承诺的和平与友谊能付诸实施, 世代相传) , (雅典) 人民制定如下章程:

凡不属于波斯国王治下、生活在欧罗巴或诸岛屿的希腊人或异族人, 如愿意与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结盟, 均可保有自由和自治, 按其所愿的任何政制加以治理, 无须接纳驻军, 无须听命于委派的行政官, 无须缴纳盟金。同盟入盟条件与开俄斯人、底比斯人及其他同盟者相同。

对于那些愿意与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结盟的城邦, 雅典人郑重承诺, 民众将放弃在其领土范围内的任何财产, 不论这些财产是属于个人还是集体。至于任何与雅典结盟的城邦, 如

订有不利的条约, 石碑 (stelai) 竖立在雅典, 则当值五百人议事会有权将其摧毁。

从瑙辛尼库斯任执政官之年开始, 雅典人不得以个人的名义, 也不得以集体的名义在同盟者领土范围内获取房屋、田地, 不论这些房屋、田地是通过购买、抵押或其他方式获得的;如发生此类情况, 任何人均可向同盟议事会 (synedroion) 举报, 同盟议事会将变卖 (违反该条款的人的) 财产, 所得钱款一半归举报人, 另一半归同盟公共所有。

任何一个入盟的城邦, 如遭到来自陆上或海上武力入侵, 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皆须尽其所能, 从陆上和海上倾力给予援助。

无论是公职人员或普通百姓, 如有提议或提出表决有悖于本章程的建议, 或取消本章程之任一条款, 皆将被剥夺公民权、没收财产, 其财产将被充公, 其中十分之一归女神所有;他本人会因破坏同盟罪而受到雅典人及其同盟者的指控, 会依照雅典及其同盟者的判决, 处以死刑或流放。如果他被判处死罪, 其遗体不得安葬在阿提卡, 也不得安葬在同盟者的领土上。

该章程将由五百人会议的书记负责勒石刊布, 并把石碑竖立在宙斯神像旁。女神司库将从10塔连特 (基金) 中支付60德拉克玛用于勒石。已经入盟的城邦和将要入盟的城邦的名字一并刻写在石碑上 (1) 。

从通令的内容来看, 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 雅典组建第二海上同盟的目的, 首先在于维护本邦及同盟者的自由、自治和领土完整。这时雅典的国力虽略有恢复, 但仍然弱小, 同盟建立不能开罪于波斯人, 不能突破大王和平敕令的框架。雅典邀请那些不在波斯统治之下的欧罗巴以及岛屿上的城邦加入同盟, 从语气上看, 雅典俨然把自己视为维护大王和平敕令的领导者。雅典国力衰弱, 不得不与宿敌底比斯人联合起来, 以共同对付斯巴达人。第二, 雅典在同盟章程中明确申明, 入盟各邦无须接受雅典驻军和派驻的行政官员, 无须缴纳贡金。雅典人不得在盟邦以购买、抵押等方式获取财产。这一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雅典帝国时期, 雅典人曾经强制各个属邦接受苛刻的条件。如今雅典人这样做, 并不是因为他们反省历史, 心慈手软, 而是因为他们实力不足, 只能如此 (2) 。

雅典第二同盟的成立与底比斯摆脱斯巴达的控制, 是二者与斯巴达在海上和陆上分庭抗礼的结果。底比斯驱逐斯巴达驻军后, 后者数度出兵底比斯, 均遭失败。公元前375年, 底比斯军重创斯巴达军, 并再度控制波奥提亚诸邦 (3) 。公元前374年, 他们出兵佛基斯, 迫使斯巴达国王亲率大军驰援。

与底比斯人遥相呼应的是, 雅典同盟于公元前376年那克索斯海战中大败斯巴达海军, 重掌爱琴海制海权。爱琴海以及通往黑海地区的海上秩序得以重建, 传统的运粮通道有了安全保障。底比斯的崛起和扩张不久就威胁到雅典的安全和独立。作为近邻, 雅典对底比斯是怀有戒心的。公元前371年6月, 为了遏制底比斯的崛起, 雅典人说服各方, 缔结和约。其核心内容是重申“大王和平敕令”的有关内容, 强调各城邦必须独立, 实际上是针对底比斯人的 (4) 。同年7月, 底比斯在琉克特拉一战中击溃斯巴达军, 希腊大陆三足鼎立的局面发生剧变。底比斯大军数度南下, 美塞尼亚独立, 斯巴达霸权彻底瓦解, 底比斯一强独霸的局面开始形成。雅典的对外政策不得不作出调整。

三、雅典与盟邦的关系

盟主雅典与盟邦的关系, 是考察第二雅典海上同盟演变的至关重要的内容。在同盟建立的同时, 也设立了一个同盟议事会。该议事会没有固定的时间、地点开会, 会址通常设在雅典市政广场的西北角。它由各盟邦的代表组成, 原则上是同盟的共同议事机构。可以确认的是, 雅典人在其中没有代表, 同盟议事会的会议也并非由雅典人来主持。前343年, 埃斯奇涅斯提到:“雅典人民正在慎重考虑与腓力缔结和约之事, 派出的大使尚未返回, 他们是由雅典人民派到希腊各地召集各邦前来, 以维护希腊诸邦的自由;他们受命于同盟者, 一旦大使返回并向雅典及其同盟者提交报告, 普利塔涅斯 (prytanes) 将依法召开两次公民大会, 会上雅典人将考虑缔结和约的问题;而无论 (雅典) 人民作出何种抉择, 都将依同盟者的集体表决形成决议。” (1)

在政治上, 如果演说家引用的条文准确无误, 那么雅典人与其同盟者之间没有任何主从关系。同盟议事会和雅典的决策机构是并列的、平行的。有的学者甚至认为雅典公民大会经常会屈从于同盟议事会的决定, 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一点。在经济上, 同盟章程严禁雅典人非法侵占盟邦人民的财产。之所以制定这样的条款, 很可能是因为入盟城邦对于雅典帝国时代情况仍心有余悸, 担心雅典以同盟的名义再次对他们加以剥削和奴役。

第二雅典同盟初建时大体是一个由自由、自治的城邦组成的防御性军事同盟, 松散的同盟是不可能形成强大战斗力的。据哈蒙德研究, 同盟不是一个联邦组织。同盟的财政收入来自两个相互分离的来源———雅典本邦的收入和同盟各邦的收入。后者储存于同盟金库中, 由同盟议事会决定其分配使用。同盟设有法庭。在对外关系方面, 同盟作为一个整体统一行动 (2) 。但是入盟城邦情况不一, 国内国际形势千变万化, 成员国的权益是否切实得到保障, 是很成问题的。至于加入第二雅典海上同盟的盟邦的数字, 自古以来就有不同说法。阿里斯托特利斯的通令的石碑有破损, 可以辨识的城邦名字不超过58个。卡吉尔认为最初入盟者有60个 (3) , 布瑞等认为约有70个 (4) 。

到公元前4世纪60年代, 波斯依然是希腊世界格局的掌控者。公元前367年, 雅典、斯巴达、底比斯、阿尔戈斯等六国都派使者前去波斯求援, 得到的所谓“伯罗皮达和约”却是又一纸“大王敕令”。波斯国王明显支持底比斯人, 在苏撒向六国使者宣示谕旨:应该缔结基于自主和自由原则上的和平, 斯巴达须承认美塞尼亚的独立, 雅典须承认安菲波利斯的独立, 雅典舰队须拖上海岸, 闲置勿用。结果, 斯巴达使者被迫自杀, 雅典使者回国后被处死 (5) 。

军事移民曾经是雅典帝国时代雅典人侵占属邦领土, 武力震慑属邦人民反抗的重要手段。同盟存续期间, 雅典是否向盟邦大规模地派驻过军事移民, 雅典人是否信守对盟邦的承诺, 这关乎对第二雅典同盟性质的评价问题。阿里斯托特利斯通令强调雅典人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 是不会在阿提卡以外的土地上耕作的。但雅典的政策并非一成不变。在雇佣兵制流行的时代, 金钱往往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为应付军费开支, 公元前377年, 雅典进行了财产普查, 旨在征收战争税, 但收效差强人意。正如德摩斯提尼所指出的, 公元前4世纪前期雅典年财政收入不超过130塔连特, 到前345年前后才达到400塔连特 (1) ;前377—355年这22年间的征税总额也不过300塔连特 (2) ;平均每年不足15塔连特 (相当于两百士兵的薪饷) 。

财政拮据、谷物短缺的雅典抓住机会, 向外派遣军事移民, 不失为扩大势力, 缓解危机的重要途径。前366年提摩修斯 (Timotheus) 担任雅典将军后, 攻克萨摩斯, 由雅典军事移民占有当地良田;随后提摩修斯又攻占塞斯图斯和科尔松尼斯的克里佐特, 也往这里派遣了军事移民;前364年在马其顿国王的协助下攻占波提狄亚等地, 并且可能向这里派驻了军事移民。提摩修斯在色雷斯地区搜刮金钱。这些事实证明雅典已经实行侵略扩张政策 (3) 。哈蒙德正确指出:“如果因萨摩斯、波提狄亚、塞斯图斯和克里佐特并非雅典同盟成员, 就可以对它们加以征服并把它们的土地分给雅典的军事移民, 这种论据实属诡辩。” (4)

形势迫使雅典与斯巴达等邦联合起来, 对付日益强大的底比斯人。公元前362年曼丁尼亚战役, 随着伊巴密浓达 (Epaminondas) 战死, 眼看就要归于统一的局面却戛然而止。色诺芬评论说:“战争所带来的后果与人们事先预料的恰恰相反。全希腊所有军民齐聚于此, 站在两条敌对的阵线上彼此决战;……与战前相比, 双方的版图、城市和影响力也没有一点增加;而战后的希腊却比战前愈加混乱和无序了。” (5)

在斯巴达、底比斯称霸相继衰落之后, 以海上实力为基础的雅典人似乎觅得东山再起的一线机会。雅典与盟邦的关系却趋于恶化, 以至于发生

四、“同盟战争”与同盟的瓦解

公元前357年, 第二雅典同盟的入盟城邦罗德斯 (Rhodes) 、科斯 (Cos) 和开俄斯为首, 在拜占庭和波斯总督毛索鲁斯 (Mausolus) 的支持下, 叛离雅典同盟, “同盟战争”爆发。战争的内因是诸盟邦对雅典霸权以及雅典将军和雇佣军的勒索的不满 (6) 。

其时波斯对希腊事务的干预主要是通过西部沿海省区总督实施的。随着波斯中央政权对各地方控制力的削弱, 那些远离帝国统治中心的省区已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卡里亚总督毛索鲁斯实际控制的疆域还包括伊奥尼亚以及吕底亚的大部分。他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 对爱琴海及希腊构成海上威胁。第二雅典同盟是他独霸爱琴海的一大障碍, 为了拆除这道障碍, 他利用一些盟邦对雅典的不满, 怂恿一些盟邦脱离该同盟。这是引发这场战争的外因。

在“同盟战争”中, 雅典的海军在开俄斯与同盟者舰队交锋, 卡布利亚斯战死, 卡列斯败退。这次失利又加速了其他同盟者的叛离。开俄斯人出动100艘战舰攻击那些仍然留在同盟内的城邦, 雅典船坞中虽有多达283艘舰船, 但因为缺钱而无法配备, 大多数只能闲置 (7) 。为了作战, 不得不颁布一项法令以筹措军费, 在内部遭到富人的激烈反对, 对外造成与盟邦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有两件古代铭文证明雅典破坏了盟邦的独立自主 (8) 。公元前357年一件铭文规定:

以后若任何人侵[入埃里]特利亚或者其他任何盟邦, 无论是雅典[人]或是雅典[人]的盟友, [他]将被判处死刑, 其财产将被[没收], 其中十分之一贡献给女神雅典娜。[其财产可]从所有盟邦中追缴, [如果]任何城邦拒不执行, 那么该城邦即亏欠同盟[公共金库]如数钱款。公元前356年一条法令写道:

赫格桑德罗斯提案:为使安德罗斯 (Andros) 不受雅典人和安德罗斯人侵犯, 为使安德罗斯驻军能按照同盟决议从派定中获取薪俸, 并使保障措施不被打破, 从当选者中选出一名将军, 令其对安德罗斯负责。还有, 令阿切德摩斯 (Archedemos) 从诸岛收取拖欠安德罗斯驻军的钱, 交与安德罗斯督办, 保证士兵得到薪俸。

公元前356年, 雅典派出伊菲克拉特和提摩克拉特等率领一支庞大的海军援助仅有60艘舰船的卡列斯。舰队会合后, 曾经开赴拜占庭, 双方舰队先在赫勒斯滂海峡交战;后来雅典舰队来到恩巴塔———开俄斯与埃利特莱之间的海峡停泊。卡列斯率部孤军深入, 遭到失败后反诬伊菲克拉特和提摩克拉特因受贿投敌而贻误战机, 使后者遭到审判。

公元前355年, 在面临波斯武力干预的威胁之下, 雅典不得不与开俄斯、科斯、拜占庭、罗德斯缔结和约, 承认这些城邦的独立。“同盟战争”耗尽了雅典最后一点财力, 国库财源枯竭, 民众法庭关闭。雅典的失败还导致了更多盟邦脱离雅典, 其中包括柏林苏斯、塞林布里亚、麦提姆那、米提列涅等重要城邦, 雅典的威望和国力再次跌入谷底。至此, 雅典的同盟者只剩下优波亚以及爱琴海北部和色雷斯沿岸少数城邦。第二雅典同盟名存实亡 (1) 。

伯罗奔尼撒战争战争之后, 雅典一度失去独立。雅典在斯巴达、波斯的夹缝中艰难地寻求生存空间。第二雅典同盟实际上是雅典在国力稍有恢复的基础上, 欲重振霸业的一次不成功的尝试。该同盟存续期间, 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交通、商业贸易秩序有所恢复。雅典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并未使第二雅典海上同盟整体上发生质变, 说它已经演变为雅典第二海上“帝国”显然背离历史实际, 但不能因此而否认雅典违背建盟誓约而剥削、奴役盟邦的历史事实。

奴隶制的本质特征就是其侵略性, 早期奴隶制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始终保持一种向外发展扩大的趋势, 即侵略、掠夺、剥削和奴役异邦人的趋向。这种趋向能否成为现实, 要看具体历史条件 (2) 。当波斯、斯巴达的威胁有所减弱时, 底比斯、马其顿相继崛起, 其时雇佣兵制度已经流行, 经济低谷徘徊、财政拮据的雅典, 始终难以实施大规模对外扩张。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 始终面临强国的威胁。城邦制度的局限性显露无遗, 历史没有给雅典以重振霸业的机会。

注释

(1) (1) 公元前478/477年, 雅典组建了以反击波斯人为宗旨的雅典同盟 (The Athenian Alliance) , 因其总部设在提洛岛上, 故又称提洛同盟 (The Delian League) 。参见徐松岩:《关于雅典同盟的几个问题》,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1993年第3期。

(2) (2) 镌刻通令全文的石碑通高1.93米, 由20余块残片拼接在一起, 现存雅典碑铭博物馆。通令的希腊文原文及英文译文, 参见Rhodes, P.J.&Osborne, Robin eds.,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404-323 B.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92-99。

(1) (1) 参见Cargill, J., 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Empire or Free Allianc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1981;Cawkwell, G.L., “The Foundation of the Second Athenian Confederacy”, The Classical Quarterly, Vol.23, No.1 (1973) , pp.47-60;Cawkwell, G.L.“Notes on the Failure of the Second Confederacy”,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JHS) , CI, 1981, pp.40-55;对卡吉尔的6篇书评, 参见Simon Hornblower, The Classical Review, Vol.32, No.2 (1982) , pp.235-239;Richard M.Berthold,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87, No.3 (Jun., 1982) , pp.754-755;S.M.Sherwin-White,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Vol.102 (1982) , pp.269-271;Jennifer Tolbert Robert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hilology, Vol.104, No.4 (Winter, 1983) , pp.409-413;Thomas R.Martin, classical Philology, Vol.79, No.3 (Jul., 1984) , pp.243-247;Wolfgang Schuller, Historische Zeitschrift, Bd.238, H.1 (Feb., 1984) , pp.121-123.

(2) (2) Keen, A.G., “Persian Policy in the Aegean, 412-386B.C.”, Journal of Ancient Civilizations, vol.13, 1998, pp.93-95.

(3) (3) Diodorus of Sicily, edited by Goold, G.P.The Library of History, XIV.4.1.The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以下简作:Diodorus of Sicily)

(4) (4) Hypomeiones, 原意为“次要者”、“下等人”、“低贱者”。据研究, 他们包括那些被降低身份的斯巴达人, 以及一些私生子和外邦人, 他们因为出身问题一直不能拥有斯巴达人 (平等者成员Homoios) 的身份。基那敦肯定是属于这一阶层的人。

(5) (5) Xenophon, Hellenica, III.3.4-11.Translated by Carleton L.Brownso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1984. (以下简作Xenophon, Hellenica)

(6) (6) Xenophon, Hellenica, IV.2.16;Cartledge, P., Sparta and Laconia:A Regional History 1300-362 B.C.London&Boston:Routledge, 1979, p.308.

(1) (1) (3) (5) (6) (7) Xenophon, Hellenica, III.5.1-25;V.1.30-31;V.2.11-3.26;V.3.27;V.1.30-32.

(2) (2) 参见Xenophon, Hellenica, IV.2.9-23, 3.15-21, 5.11-19;Diodorus of Sicily, XIV.7;D.M.Lewis, D.M., Boardman, J., Hornblower, S.and Ostwald, M.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97-116.

(4) (4) 参见陈思伟、徐松岩:《和约还是敕令:对色诺芬!希腊史"中所谓“大王和约”实质与译名的几点思考》, 《古代文明》, 2012年第1期。

(8) (8) Xenophon, Hellenica, V.2.11-3.26;Lewis, D.M., Boardman, J., Hornblower, S.and Ostwald, M.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56-163.

(1) (1) Rhodes, P.J.&Osborne, Robin eds.,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404-323 BC,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82-85;Slobodan D u 2 an i c', “The Attic-Chian Alliance and the‘Troubles in Greece’of the Late 380's BC”, ZeitschriftfürPapyrologie und Epigraphik, Bd.133 (2000) , pp.21-30.

(2) (2) Bury, J.B., Meiggs, R.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Fourth Edi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pp.350-351.

(3) (3) Philip de Souza, Piracy in the Graeo-Roman Worl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31-39;Philip de Souza, “Raids on the coast of Attica”, Nicholas Sekunda (ed.) , ERGASTERIA:Works Presented to John Ellis Joneson his 80th Birthday, Gdańsk, 2010, pp.81-92.

(4) (4) Diodorus of Sicily, XV.28.2;Xenophon, Hellenica, V.4.34.

(1) (1) Rhodes, P.J.&Osborne, Robin eds.,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404-323BC, pp.92-99.参见张强、张楠译注:《希腊拉丁历史铭文举要》,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6年版, 第109-111页。

(2) (2) Rhodes, P.J.&Osborne, Robin eds., Greek Historical Inscriptions 404-323 BC, pp.98-105.

(3) (3) Diodorus of Sicily, XV.37;Plutarch, The Parallel Lives, Pelopidas (Translated by B.Perrin,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1959) XVI.2-XVII.5.

(4) (4) Xenophon, Hellenica, VI.3.1-19.

(1) (1) Aeschines, II.60.

(2) (2) Hammond, N.G.L., 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 Second Edi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487-488.

(3) (3) Cargill, J.L.The Second Athenian League:Context, Organizationand Nature, p.51;Lewis, D.M., Boardman, J., Hornblower, S.and Ostwald, M.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70-171.

(4) (4) 古代文献有两处提及最终入盟城邦的数目, 埃斯奇涅斯说有75个城邦, 狄奥多拉斯说有70个城邦。造成这些误差的原因, 除了史料本身残缺不全, 还因为同盟成立之后还有一些城邦陆续加入该同盟。参见Bury, J.B., Meiggs, R.A History of Greece to the Death of Alexander the Great, Fourth Edition,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London, p.351.2.Lewis, D.M., Boardman, J., Hornblower, S.and Ostwald, M.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69-171.Aeschines, Aeschines (Translated by Chales Darwin Adam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1959) , II.70;Diodorus of Sicily, XV.30.

(5) (5) Xenophon, Hellenica, VII.1.33-40;Plutarch, The Parallel Lives, Pelopidas, XXX.1-XXXI;Diodorus of Sicily, XV.76.3;Deosthenes, Demosthenes (Translated by J.H.Vince and A.T.Murra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William Heinemann, Ltd., London.1963, 以下简作“Demosthenes”) , XIX.137、XXIII.150.

(1) (1) (2) Demosthenes, X.37-38;XXII.44.

(3) (3) Demosthenes, II.14;XV.9;XVI.2;Isocrates, Isocrates, XV.108-112;[Aristotle]Oeconomicus, 1350a23-30, 1351b15-25.

(4) (4) Hammond, N.G.L.A History of Greece to 322 B.C., Second Edition, p.503.J·K·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 黄洋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0年版, 第216页。

(5) (5) Xenophon, Hellenica, VII.5.26-27.

(6) (6) Homblower, S.&Spawforth, A.The Oxford Classical Dictionary, 3rd Edition Revis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418.

(7) (7) Diodorus of Sicily, XVI.21.1.

(8) (8) 这两件铭文的译文皆转引自J·K·戴维斯:《民主政治与古典希腊》, 黄洋等译, 第218-219页。

(1) (1) Cawkwell, G.L.“Notes on the Failure of the Second Confederacy”, The Journal of Hellenic Studies (JHS) , CI, 1981, pp.40-55.

(2) (2) 徐松岩:《论古代雅典发展道路---兼及雅典版图问题》, 《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2016年第4期, 第34页。